我的老家

我的老家
1959 沙叻秀新村全貌 (照片提供:黄容娥)

2010年9月16日

我的老家|沙叻秀|地方议会

沙叻秀地方议会厅

地方议会
地方议会在民选议员之前,议员都是官委。被委任的村民,大多数是富商,或是所谓有名气的人士。他们掌控新村一切事务,向县长或是县长的代表:华人事务官(当时的在职事务官:梁荷智)负责。

19591112日,沙叻秀新村人民党派出三位人士:周发、童英、张运祥,不战而胜成为沙叻秀新村地方议会议员。1961年,再派出三位候选人:叶如山、张国强及詹胜来连同任期满的三位候选人,与马华候选人对垒,结果以60胜出。正式入主沙叻秀新村地方议会。到1962年,结合另外三位新人:张顺南、梁新凌、黄容娥在另一场与马华对垒的地方议会选举中,更以90的辉煌战绩,再次登上沙叻秀地方议会。沙叻秀民选议员的历史舞台一直延续到1969513事件后退出地方议会为止。

当时的9位地方议员都是道地的土生土长村民。地方议会主席:叶如山(建筑工人),副主席:黄容娥(工人),财政:古匹华(巴士公司售票员)、詹胜来(技工)、张顺南(油漆工人)、周发(油漆工人)、童英(胶工)、梁新凌(派报员),张国强(技工);他们年轻,有魄力,有理想与抱负。当他们入主沙叻秀地方议会以后,便以崭新的面貌,鲜明的办事方针,开始为村民服务。

除上述9位议员外,议会有聘请一位秘书:徐志泉,负责处理来往书信,整理会议记录,做账,代表议会与政府有关部门接洽,特别是县署,税务局,电火局,福利部。他是两者之间的沟通桥梁。主席要开议会,颁发文告等都是议会秘书的工作。议会书记:张炳添驻在办事处鸠收门牌税,垃圾税,水电费。名杂役:杨玉英;骆小平,蔡友 负责打扫大会堂,冲茶水,到巴刹收小贩费,如有村民或商店欠税,他们还得派催收单。

议会基本上每月必有一次例常会议,听取财政报告,讨论地方上发生的一切事情,如村民投诉,地方福利,道路维修,垃圾处理,发展项目等。

除了地方议会财政每月领取100元的生活津贴外,所有地方议员都不领任何薪水或津贴,即使为村民办事,来往车马费都是自付。他们不设服务站,他们的家或是议会办事处就是服务站。没有设定时间,村民有问题,随时可以上门找议员,所提供的服务都是免费的。

地方议会的账目,除了议会秘书有账目报告以外,还有一间会计公司整理好每年的账目,提呈县署以及政府所委任的查账司。这些查账司每年都会来议会突击检查。查账司一到,要暂停一切账目操作,不可移动任何账簿,保险箱锁匙交给他们,点算存款,好似调查罪犯的行动,令人心里难受。这些查账司是议会出钱请他们来查账的。

地方议会的经济来源
地方议会每年会获得政府津贴。其方式是以上一年税收的30%计算。当时全村住有800多户人家,商店大约40间。两个小巴刹的档位大约是40个,还有一些家庭工业工厂,如家私厂,白铁店,酱油厂,修理脚车店,饼厂等。征税方面,门牌税一元五角,商店门牌税三元五角,加垃圾税,商业税则是因性质而定。外来小贩收费则是每日五角。这样的收费,延续多年不变。



地方议会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,但从不牺牲地方上一切基本设施维修。
·     工头:最初是薛南。他一直服务到逝世然后由詹胜安担任到1969年为止。
·     割草:李平,负责推动割草机割草。
·     修路及倒垃圾:黄凤英、魏、冯玉清、谭娇、彭友妹等,兼顾修路,倒垃圾工作。
·     罗里司机:陈德财,最初,地方议会有一架很残旧的罗里,运载新村的垃圾去倒。但是由于太残旧,维修费太高,后来唯有添置一架Ford拖拉机及拖格铁斗,代替罗里。

全村有38条路,商店住家几千家,还有两个小巴刹。议会就是依靠这些工人吧村内垃圾清除,修补道路,疏通水沟。加上议员们任劳任怨通力合作下,把新村管理到尽善尽美。

2010年9月15日

我的老家|沙叻秀|搬迁 入村

            地势
和全国的新村一样,当时的新村不叫新村而称为新移置区(New Settlement Area)。它是一个开放式的集中营。村的四周,用两层的铁刺网围起来。全部居民必须通过大闸门进出。闸门有军警守卫,检查所有进出新村的村民,车辆,交通工具。有些更搜身,男女老幼,一律照搜。围绕新村四周,不断地有军警巡。人民生活在白色的恐怖下,给村民造成极大的不便和羞辱。

屋地
沙叻秀新村的地形有着许多特点。整个村绝大部分是山坡,很少平地。村民的屋地就被安排在这些斜坡上面。村民在旧家被拆之前被带到指定建屋的地点,有华人事务官或是有关官员分配好,在屋地的四个角插上木棍或是标志。他们的工作就算完成了。但村民的苦差才正式开始。当时并没有或是没有钱雇用铲泥机,只有靠锄头,铲等简单工具不停地锄,不停地搬。工作非常辛苦。为了一块平坦的地台,结果,屋前或屋后的泥壁竟高达十来尺(如9号路,12号路A23号路。。。。等等)。
  
搬迁
自行拆除的老屋木料加上家具,牲畜,用具,政府用军车分几车到自己准备好的屋,以后的事,那是自己去处理。据说,当时的马华公会为人民争取每家补100元。就这样,人民被赶出住了几十年的家园,进了大集中营。

当时的环境好坏,当家者即使有百般的不喜欢,除了无奈,还是无奈。但求有个栖身之处,其他的就看着办吧!

据说当时曾发生过‘村换村’的事情。殖民地政府为了所谓切断人民接济马共的理由,局部或是把整个新村的村民换到别的新村住,而别的村的村民调来这个新村。村民只允许携带细软,其他一切不准带。在这种精神压力下,人人自危,不知道明天会怎样。又有传说,当时的十三号路尾(八号)铲泥机推路时曾推出人骨头,因为以前的‘雷打岭’就是土匪出没的地方。曾经发生过残杀居民弃尸郊野就是在这片土地上。而日本占领时期,汉奸杀人,日本投降后,人民杀汉奸也发生在这里。听见这些传闻,怎不叫人不寒而栗!

公共设施
没有水供,更不用说电流供应。村民只好到较低的山坑开井。多家共用,除了炊事以外,洗衣,冲凉就在坑底解决。晚上多用煤油灯或是煤油气灯照明。

摩多单车,脚车,是主要的交通工具。没有公共汽车,有车的人士非常少。东方巴士公司有川行吉隆坡,街场之间,但是就没有进入新村。理由是路面黄泥,路斜,下雨路面滑,危险。

新村的村民,绝大部分都是出外工作。除了胶工,还有去吉隆坡或是陈秀莲路一带的工厂工作。当然,那时,村内空旷的地方多着,辛勤的村民很快便开垦种植杂粮,甚至饲养家禽以补家计。

新村一共有两个顶小巴刹,即是武吉区巴刹以及沙叻区巴刹。当时人叫“八间店”就环绕在沙叻区巴刹附近。至於由沙叻秀上街搬到新村的商店,就建在武吉区巴刹周围。开门七件事,柴、米、油、盐、酱、醋、茶及菜、鱼,就在这两个地区买到。

我的老家|沙叻秀|1948 紧急状态

1948年宣布紧急状态,政府说是为了要切断“马共的粮食供应,沙叻秀铁路往新街场方向的,一直的新街场,全部散布在郊外的地方,宣布宵禁,每天晚上七点到清晨六时。不久,大规模的迫迁工作也开始了。老家一带,隆新锡矿,沙叻巷,石塘,竹山坳,竹子园,法华庵一带的住家,一律要拆除,搬家至当今的沙叻秀新村,居民顿失日常生计。之前,我们可以种植杂粮如番薯,木薯,玉米,水果,有些居民甚至还养殖牛,羊,鱼,鸡,鸭。这一切,都随着搬迁而消失。

我的老家|沙叻秀

1959 沙叻秀新村全貌(照片提供:黄容娥)
我的老家住在沙叻秀铁道旁,就是Kerayong河边。每年河水泛滥,大水就淹没家园,冲毁农作物,淹死家禽。大水过后,就是洗洗晒晒的活儿,令人心烦又无奈,家人发牢骚说“以后我们搬去‘雷打岭’住,看看你还淹水吗。。。”。结果,一语成谶,我家后来真的被迫迁至沙叻秀新村,也就是‘雷打岭’的山脚。

2010年9月14日

时光定格。老照片


携老大,老二 摄于新村老家(1972)
老大,老二,老三 及 老四 摄于 老家门口(1976)

执子之手

徐志泉 & 黄容娥 (1964)


紮根 - 華僑登記證(1937)



我的父親,母親,大哥 志益,二哥 志勇,大姐 碧雁 與 二姐 慧心 (深記) 於1937年辦的華僑登記證。


勿洞園



勿問世間凡塵事
洞水青山靈氣充
園內瓜果常為伴
奇花異草喜相逢

一张明信片




老大的报平安明信片,写於小六毕业旅行(1978)。